民間借貸寬鬆的春風，已從監管層那邊吹來。 人行溫州中心支行(下簡稱「溫州中支」）人士透露，「對於民間借貸的下一步走向，宏觀政策面在一定時期內也繼續保持適度寬鬆，在這種情況下，民間借貸利率將趨於平緩或略有下降。從長遠來看，民間借貸的絕對量將繼續增加，但由於銀行金融發展和對正規資本市場的有效利用，民間借貸的市場份額將趨於縮小。」 而自宏觀政策轉向以來，溫州的民間借貸煥發新一輪生態，處於狂飆狀態下的民間借貸利率逐漸偃旗息鼓。 利率回落 根據溫州中支4月22日公佈的監測情況顯示，溫州區域內民間借貸加權平均月利率降至10.88％。，同比下降了1.06個千分點，尚處在去年第三季度以來的下降趨勢。 從擔保機構類錢莊的異化，到民間借貸利率狂飆至歷史高位，溫州一直是中國民間借貸的典型樣本。溫州的典型就在於，其是央行的民間利率監測試點區域之一，監測機構是央行溫州中心支行。該行在全市選定30個民間借貸較活躍的鄉鎮布設400個監測點。 所以，隨著政策風向標的起伏或者轉身，溫州區域的民間借貸利率總會出現敏感性的樣本式轉變。 這種隨政策起伏的狀況可追溯到代表性的時點2007年4月，甚至更遠。 以這個時間為起點，溫州民間借貸月利率一路降至8.88％。低點，後隨著宏觀調控「從緊」政策展開，民間借貸月利率逐步攀升，到2008年4月衝上歷史高位，達到12.6％。的階段高峰。 其實，這種攀升從2007年下半年開始就已經出現。 據溫州中支有關人士分析，當時，國家6次上調基準利率，10次上調存款準備金，溫州累計被凍結資金在36億元左右。溫州民間借貸隨之水漲船高，去年12月溫州民間借貸月利率就達到11.64％。，離2005年1月12.112％。的月利率最高的歷史紀錄僅一步之遙。 2008年下半年，宏觀政策適度放鬆和金融海嘯的雙重影響下，央行數次降息並實行寬鬆貨幣政策，民間借貸利率持續隨著銀行信貸的「鬆口」開始下降，直至回落至2月份的新低10.51％。。 從2008年初開始，民間借貸利率再進入一個新的上升階段，至同年6月份，溫州中支監測的數據顯示，民間借貸6月份平均加權月利率達到了12.25％。，比去年同期增加3.23個千分點。這個數據依然處於歷史紀錄的次級高位。 民間借貸一直是正規金融系統的影子。在去年第四季度前，民間借貸也進入了「僵持」狀態。 「這是因為危機剛剛爆發，很多人不知道經濟走勢，所以大多主張『現金為王』。」 「在民間借貸利率持續降低的背景下，民間借貸發生額則出現回升的態勢。」溫州人行的監測報告綜述。 3月末，民間借貸發生額為13869萬元，分別比一二月份增加了2612萬元和1524萬元。目前個人民間借貸最高單筆金額已高達1000萬元，借貸平均金額比去年同期增加10萬元。 監測同時顯示，民間借貸的用途也在擴大。溫州市中小企業和個人的資金需求進一步擴大，促使民間借貸由以前主要用於臨時資金周轉逐步向投資獲利轉變。據調查，民間借貸在滿足短期需要的基礎上，一些企業和個人將民間借貸作為投資資金的重要來源。2009年一季度用於投資的民間借貸發生額為3608萬元，占借貸額的9.7%，同比上升3.6個百分點。 「小額」衝擊與村鎮行分流 在民間借貸投資獲利中，小額貸款公司的設立也無疑佔據了民間的部分閒散資金。 「中國低壓電器之都」溫州樂清市柳市鎮，聚集了30餘家金融機構營業網點，幾乎每走三兩步就能遇見一家銀行。柳青路上，去年12月11日開業的樂清市正泰小額貸款有限責任公司，也加入了這場金融市場爭奪戰中。 與銀行的最大區別是，小額貸款公司只放貸不吸儲；貸款利率在基準利率的0.9倍-4倍之間浮動。 截止到3月中旬，正泰貸款公司發放貸款超過2.23億元，大部分客戶的貸款額度在50萬以下，最高單筆貸款是1000萬。 不只是樂清，浙江其他地方的小額貸款公司亦頗受追捧。 去年9月28日，該省首家小額貸款公司海寧宏達開業後，10天內向小企業和「三農」客戶放貸5000萬元；永嘉縣瑞豐小額貸款股份有限公司開業首日便放貸2900萬。 溫州市金融辦統計顯示，截至目前，該市已開業的8家小額貸款公司，總註冊資本金為13億元，貸款餘額超10億元，累計放貸超15億元。 除了小額貸款公司外，村鎮銀行也分流了部分民間借貸客戶。 「目前的貸款額度可達2億元。」4月22日上午,溫州的首家村鎮銀行永嘉恆升村鎮銀行在甌北鎮正式開張營業，溫州銀監局的相關人士介紹，另一家由建設銀行牽頭的蒼南縣建信銀行也將在5月份開業。 「清邁倡議的最大局限在於監管，誰來負責監管這筆資金的運作，目前是缺位的。」5月11日，在上海論壇「東亞區域合作與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圓桌論壇上，IMF駐日本首席代表小手川大助如是說。 小手川大助提出了對於清邁倡議發展瓶頸的擔憂——監管缺位意味著清邁倡議直接面臨著運營的現實問題，儘管在上周亞開行年會上各國已經就具體的出資金額進行了落實。 在小手川大助看來，這樣一個監管機構的建立是個「高成本的複雜工程」。 亞洲區域金融協作從1993年由日本提出，經歷了1997年亞洲金融(2.1,-0.03,-1.41%)危機和本次全球金融危機之後，才得以緩慢的實質推進。儘管亞洲各國對未來新貨幣體系和深化亞洲金融合作抱有熱情與希望，但現實中的實際問題，尚需要各個擊破。 清邁倡議基金：功能重複的尷尬？ 清邁倡議的問題不僅是怎麼繼續在現實操作中推進，作為亞洲區域內承擔起金融危機爆發時的緊急援助手段，其本身的存在更像是對IMF的一種亞洲複製。誰願選擇它作為急需資金的來源？ 「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就是韓國。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韓國選擇向IMF借款，雖然遭受了嚴苛的借貸條件，但這次金融危機韓國也沒有因此選擇清邁倡議下的資金，而是首先與美國展開貨幣互換，其次考慮與日本、中國的貨幣互換。」日本一橋大學商學部長小川英治表示。 不僅是在緊急借貸時的功能重複，在借貸條件上，清邁倡議資金池也沿用了IMF80%的借貸條款，無疑使其吸引力大打折扣。更何況，IMF自己也因遭受各種批評而在積極推進改革。 「IMF新推出的靈活信貸安排(FCL)就是針對那些市場基本面運營良好的國家，提供無任何附加條款的緊急借貸，而其它關於份額等的改革IMF都會慢慢推進，以更好的為當前經濟服務。」小手川大助表示。 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胡永泰教授認為，「如果建立亞洲版的IMF,或者就是清邁倡議，中國和日本在其中就像現在美國在IMF，出資份額最大，也要根據自己的利益進行條款安排。那麼，誰願意用清邁倡議？」 在他看來，中國與日本雖然同時都為IMF與清邁倡議注資，但雙方都選擇了對IMF投入更多的資金，這也從側面反映了各方對於清邁倡議前景的憂慮。 對沖美元風險：區域金融合作 成為國際貨幣雖然是各國所希望的，但當談及現行各種針對美元主導的世界貨幣體系的改革時，更多的是希望對沖美元長期走弱的風險。 日元國際化過程中匯率的劇烈波動使其終未實現突破，那麼人民幣的國際化呢？ 「從所依靠的實體經濟來看，無論中國還是日本，都是製造業大國，這為我們引入西方金融模式增添了很多摩擦。而如果引入了西方模式，亞洲製造的優勢是否還在呢？」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孫立堅擔憂。 作為真正意義上的國際貨幣，必須實現三個功能：貿易結算、儲備、投資。但憑借巨大貿易量優勢的日元或者人民幣，其作為國際貨幣的更多優勢體現在貿易結算功能上。而製造業的增長模式決定了國家貨幣很難實現儲備和投資的功能。 「或許可以先建立起亞洲共同投資基金，而上海或者東京可以爭取成為美元投資的離岸中心，」孫立堅認為，「因為亞洲創建國際金融中心更多的不是工具創新，而首先是功能建設，要有投資這個功能的基礎概念出來。」 至於亞洲共同債券市場的建立，雖然已經提出很久，但遲遲沒有行動。在孫立堅看來，原因在於亞洲區域內各個國家自身的債券市場就不夠強大，即使聚集在一起，也難有所突破。 「日元的國際化受制於其產業結構和增長模式，未必走得遠，人民幣也是如此。從這個角度來看，日元和人民幣真正意義上的國際化階段都沒有到來。」 孫立堅說，「所以，現在更好的還是進行區域金融的合作，如果能繼續拓展清邁倡議等的實際功能，是亞洲各國對沖美元風險的更為實際的選擇。」